作者 边昱
作者边昱，古泉文库特约撰稿人。已出版著作有《光绪宝津局制钱》《听泉——咸丰大钱蠡测》，即将出版的作品有《中国货币史辑要》《光绪货币论》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货币简史》（暂定名）。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浙赣、湘赣、湘鄂赣、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的货币金融建设
一、闽浙赣根据地的发展和货币金融实践
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是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的银行。
1927年11月，在方志敏领导下，江西省横峰、弋阳等县爆发农民武装起义，开辟了赣东北根据地。1928年冬，闽北崇安举行农民武装起义后，开辟了闽北根据地。1931年，赣东北与闽北的革命武装合编为工农红军第十军，创建了闽浙赣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银，随着根据地的扩大与政权建设的改称而不断更名。1930年10月，赣东北革命委员会成立，在弋阳芳家墩吴关兰家设立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银行行长由省财委会主席邵忠兼任。1931年底，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改称为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1932年底，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随着政府改称而更名为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银行行址开始设在弋阳，后迁至横峰枫树坞。银行行长是张其德。省银行并在葛源、德兴、弋阳、贵溪、上饶等县苏维埃所在地设置分行或兑换所。闽北根据地由于地理环境独特，于1931年冬，在祟安县的大安建立了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闽北分行，后又改称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闽北分行。银行行长有徐福元、邓文才、林汉卿、夏兴、查瑞旺、元金山，副行长有徐罗福。闽北分行与赣东北、闽浙赣省银行的关系仅是业务指导关系，行政上不归省银行领导。
闽浙赣苏区银行有贫民银行，赣东北、闽浙赣省银行以及闽北分行，均先后印制发行了纸币，闽浙赣苏区率先采用了纸币套色印刷技术并以在纸币上加盖骑缝章的形式提高防伪水平，银行并铸造发行了银币。
闽浙赣根据地的货币，在土地革命时期货币中较为稳定，其原因一是货币发行坚持了正确的原则，纸币发行额不超过苏维埃政府掌握的财力；二是重视筹集资金，鼓励群众储蓄，鼓励群众向银行入股，如1934年1月19日《红色中华》第一四五期报道有闽浙赣根据地银行在三个月内仅集股一项达十多万元；三是发展区外贸易，增加现金收入成绩显著，据1934年1月19日《红色中华》第一四五期报道的自开展对外贸易后，苏区与白区贸易由入超变出超，出超额达七万余元；四最重要的是农业生产有了发展。据毛泽东在第二次全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的1933年闽浙赣农业生产比1932年增产20%，闽北的茶叶、竹木、纸张、闽笋，也有较大的发展；五表现在其他方面，如控制现金出口，节省现金使用，节约财政开支等。1934年10月，红十军北上抗日，撤离苏区，银行工作也随之结束。
闽浙赣根据地主要由赣东北根据地和闽北根据地合并而成。
1930年10月，正在筹建的信江苏维埃贫民银行改为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1931年11月，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改为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AG凯时。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曾先后在德兴、上饶、贵溪设立分行，在葛源、弋阳设立兑换所，主要业务是发行货币和信贷。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赣东北苏区扩大为闽浙赣苏区，1933年3月，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改名为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银行成立的基金来源以招股集资为主。
苏区的巩固和扩大不仅需要军事力量夯实基础，还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做保障。苏区初创时期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向地主豪绅“筹款”获得，随着革命队伍的壮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运转，财政开支也日益增多，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显然不能成为筹措经费的主要方式。为此，中共赣东北省委指出：“过去财政的来源，是靠红军去打，没收反动财产及捕捉土劣筹款。现在转变到从苏维埃经济的发展及整顿税收开发财源，极力节省开支”[1]上来。建立银行，发行货币是实现上述转变的重要措施，要使苏维埃财政收入能源源不断地增长，必须发展工农业生产，扩大税源。发展生产需要一定数量的资金，这些资金的筹措，不能单靠财政手段，还要运用金融手段进行有计划地调节，以满足生产发展的需求。
苏区是工农武装割据，远离中心城市，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因此许多物资如钢铁、药品、布匹以及生活必需的食盐等等都要从苏区以外获得。这些物资的获得除依靠部队的军事行动外，最好的办法就是以现金（银币）到苏区外购买。苏维埃政府要保证所需物资的供应必须掌握足量的银币。1931年5月，赣东北特委扩大会议作出的《苏维埃工作决议案》中将保存现金，“尽量减少现金出口”[2]作为苏维埃政府重要的经济政策。
相对硬币，纸币在民众中的信任度稍差，而且只能在苏区内部流通。闽北苏区即以铸造和发行银币作为支援革命的重要措施。闽北苏区于1931年年底设立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闽北分行，相对独立地开展信贷及货币发行业务。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福建领导建立了以崇安为中心、地跨闽赣两省的闽北苏区，闽北苏区是赣东北苏区以至后期闽浙赣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北苏区全盛时期地域包括福建省的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浦城、邵武、光泽、建阳和江西省的铅山、广丰、上饶、资溪、贵溪以及浙江省的庆元等十多个县的广大地区，方圆三百余里，人口达五、六十万。闽北苏维埃政府建立银行，发行货币，其发行的货币对稳定和发展苏区经济，支援革命战争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3年1月，闽北造币厂在崇安开铸银币，主要造大头、小头、龙版等白区可以流通的货币，所铸银币成色好，完全可以乱真。
二十年代中期，建阳县竹溪垅一带即有广东籍工匠利用竹溪垅处于建（阳）、崇（安）、邵（武）三县交界“三不管”的地理区位特点建立了银币作坊，以铸造成色不足的假银元牟利营生。1930年初，闽北红军在竹溪垅一带开辟游击区时对这些会制作银币的工匠开展宣传教育，激发革命热情。1931年9月，闽北红军独立团攻克建阳黄坑后，在黄坑成立邵（武）光（泽）县委，不久迁至竹溪垅。
1932年，为解决闽北苏区对银币的大量需求，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决定成立闽北分区造币厂，闽北分区财政部长徐福元到竹溪垅挑选技术工人，于同年9月，将巫亚妹、谢告化、黄观佑等七位技术骨干调到崇安大南坑，并派闽北独立团特务连将竹溪垅铸造银币的生产工具和设备运送至闽北苏区首府大安。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建，闽北分区造币厂1933年初，在离大安五六里的山坳大南坑正式成立，开始铸造银币，时工人有十余人，负责人是邹玉林。
谢告化是当年闽北造币厂的业务骨干，其女儿谢莲秀回忆当年父亲曾私下告诉母亲“我们生产的花边（即银币）是由溪头（竹溪垅）村苏维埃主席兼游击队长雷维珠送到闽北苏区去的”[3]。曾任崇安县苏维埃主席的林敏在1979年回忆说：“我记得黄道同志来后，闽北才成立分区苏维埃政府，曾发行过纸币，在此之前，还发行过银币，是我们自己造的，同旧的（市场通行的旧版银币）一样，看不出来。听说是竹溪垅造的，那时有没有银行我不清楚，但我可以肯定是发行纸币比银币要晚。”[4]
闽北造币厂铸造的银币分仿铸和自铸两类，共有六种版式，其中仿铸四种、自行设计铸造的两种。
仿铸四种为民国三年版袁世凯头像银币，俗称“大人头”；孙中山头像银币，俗称“小人头”；日本明治年间铸造的蟠龙图案银币，俗称“龙番”；墨西哥铸造的币面有飞鹰图案的银币，俗称鹰洋，闽北群众因飞鹰似飞鸽则称之为“鸽子番”。
闽北造币厂的仿铸银币主要用于白区物资采购和为地下工作人员提供活动经费。铸造初期，虽十分注重仿铸的版式和成色，但没有经过作旧工序，使用时有商人借口新银币未经银号、钱庄鉴定，担心成色不足，“说是新花边要贴水，最初一元只能换五角，后来一元换八角”[5]。后通过对新铸出来的银币专门作旧，或放在炒焦的糯米中磨擦，或用双杯草洗擦，使其颜色变旧。新铸银币经过“装颜色后，与国民党区域使用的大洋一样”[6]，这样，四种仿铸银元在白区市面使用时便通行无阻。
1959年3月21日的《建阳县党史参考资料之十七》中有一段长坪座谈会黄观佑同志关于杜潭银元厂的谈话记录：“我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二月间参加革命的，当时有邱文才、邱财发在溪头召开群众会议，成立乡苏。…政权成立不久，邵光县委撤到竹溪垅来，县委书记曾祖山、主席邱文彬和独立团三十多人在县委机关，独立团团长李忠炎（是湖南人），队伍共有一百多人（包括当地游击队）。当时我是宣传队的队长，到十月间我就调到光洋厂去，同期闽北独立团和邵光独立团一百多人，将杜潭光洋厂撤到崇安大安的大南坑去。光洋厂首先是邱宗汗、王风子两人在制造，但他两人不会造印模，这两个人，是手工业打银器的。造光洋厂印模是谢亚声、谢长中、巫亚妹等三人造，当时这三个人是徐福元同志叫来的。光洋厂共有十多人造，徐福元同志是崇安独立团的团长，财经部长是夏胜同志，银行的行长是邓文才同志。”[7]
“过去很早在竹溪垅、溪头、吕屯、尚岩等村就有群众自己私造假光洋，溪头村有谢亚康、谢鹄才两人私造，他们还挂了招牌（明利、交兴）；尚岩谢仁顺自造光洋，他的招牌叫‘宝盛’；吕屯村有谢亚才、谢玉生私造光洋，这两户的招牌叫‘星和’。这五户过去都是造假光洋，是银包铜的，用了以后就会变色。他们都是营业性质，有人来换买。他们造的假光洋有三种，第一种50%的银包铜，可以用三、五年，要七十元大洋换一百元；第二种是35%的银包铜，可以用一、二年，要六十元大洋换一百元；第三种用20%的银包铜，可以用三至六个月，要五十元大洋换一百元。他们的印模是用铜做的，这五户光洋厂，发展到最高时期有四十多个工人制造。”[8]
“国民党时期这五户私造光洋厂到民国十八年（1929）‘民众’到了杜潭后，他们就没造光洋，因我们游击队到杜潭开始打土豪，换卖光洋的商人不敢来，私造光洋的谢亚康、谢亚才等十多人就跑回广东去。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邵光县移至杜潭后，发现这里过去有人会造光洋（银元），徐福元等同志就去找到谢告化、谢亚声、巫亚妹等三人，进行动员，计划造银元。在民国二十一（1932）年九月间，把巫亚妹、谢告化、谢亚声、谢亚贵、谢金才、谢永春和我等七人调到崇安大南坑去建光洋厂，将原杜潭过去制造光洋的工具全部撤过去（崇安），成立机关，制造银元。到民国二十二年（1933）元月就正式开始造大洋（银元），我们省委造的有大人头、小人头、红洋、龙番等四种，这时我们制造没有用铜，全部是用银制造，造出来的大洋很好，和当时国民党的一样，没有区别，国民党辨别不出来。但我们首先造出来的，财政部叫我们不要做颜色，说我们自己的还更好用、更有名誉，但拿到群众中去用，群众不喜欢用，认为不好看，和国民党的颜色不一样，怕不好用，怕国民党说是假的。这种大洋造了有五百多元，不大好用出去。到以后我们也做颜色，和国民党的大洋一样，分不出来是我们造的，就好用了。以后我们每月制造出四千多元以上。我们的银料，主要是打土豪、向群众收购什银，每两付给四角钱。”[9]
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月间，国民党进攻崇安，兵工厂撤走，光洋厂撤到江西去，地雷厂也撤到洋坑去，到同年十二月光洋厂撤到江西去时，我就和黄道同志回杜潭白塔山。黄道同志在白塔山，我就回家了。到民国三十四年（1935）二月间因叛徒出卖，我被捉捕到长坪，送到麻沙。后来我爱人去到长坪国民党团总梁东财家中去保我（梁东财过去是我的朋友），花了三百六十元钱。我保出来以后，敌人不让我去杜潭住，叫我在长坪住，于是我在长坪住了有三四年。以后游击队又叫我搬到杜潭竹溪垅去住，到了竹溪垅吕屯住的时候，游击队晚上又来我家，要我们帮助游击队买食盐，我以后就帮送信、买些东西，没有加入到队伍去。
自行设计铸造的银币有两种，一是1934年中国苏维埃银币，正面为列宁侧面胸像，上沿铸有“中国苏维埃造”字样，下沿为花环环绕；背面上下为“闽浙赣苏维埃政府”和“一九三四年”字样，中间虚线圆圈内有“壹圆”两字，圈外左右各有一颗小五星，样品经测径38.8毫米、重26.8克、含银94%。二是1934年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临时军用币，正面中间为地球和镰刀、锤子交叉图案，象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四周环铸“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临时军用币”；背面图文与前一版式相同，样品经测径38.7毫米，重26.6克，成色88%。
这两种自行设计铸造，用于苏区流通的银币俗称“红洋”。
据当年担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副部长的谢文清回忆，1934年3、4月，闽北造币厂准备铸造“红洋”，并在征得省苏维埃财政部批准前已开具“红洋”模子，闽北分区财政部和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闽北分行将“红洋”图样送请省苏财政部审批时，因忙于第五次反“围剿”，省苏对此事未予以正式批复。
谢老的回忆不仅证实了闽北造币厂有铸造“红洋”的计划，还证实了闽北造币厂已开具铸造“红洋”的模具。还有众多的闽北老区人民也以亲身经历，从铸造、使用、目睹和收兑等不同角度，证实了“红洋”存在的历史事实。
当年闽北造币厂技术骨干黄观佑在1959年3月中共建阳县委党史办召集的党史座谈会上说：“我们省委造银元有大人头、小人头、红洋、龙番等”[10]。这是建国后谈及“红洋”的最早回忆材料。当时黄观佑年仅五十多岁，思维清晰，距铸造银元的时间只有二十多年，又系是在没有外界意向的引导下，畅谈革命经历的叙述，其真实性应是可靠的。
闽北造币厂原址房东的女婿暨财生老人，其岳父和内兄都参与造币厂工作，他回忆说：“当年他是在造币厂工人将银元成品用糯米泔水擦洗后，拿在手上检查亮度时，看到有‘列宁侧面像银元’”[11]。
1934年曾任共青团崇安大安区委书记的童惠贞回忆在1935年1月，她根据上级指示暂时回家待命。一天游击队派人下山买粮食，用三十块银币将她家贮存的十五六担谷子买走。在点数银币时，她发现其中一枚有“西瓜”和镰刀、锤子、五星等图案，感到很新鲜，还给在场的其他人看。因当时她不知道地球的样子，把划有经、纬线的圆形地球图案当作“西瓜”，这种形象的比喻未见实物是不可能描绘的。
原闽北苏区妇联干部江兰娇谈到“红洋”时证实1934年曾两次见过苏区自己造的银币，一次是其丈夫临上前线v时交给她的，上面有地球和镰刀、锤子；一次是在分区机关办事时，看到造币厂工人抬着一箱银币交财政部验收，其中有一些是她丈夫留下的那种银币，还有列宁头像的银币。
在建阳竹溪垅村，曾任村苏维埃副主席的郑旺仔烈士的女儿郑财秀回忆在1935年八岁时，一次有几位游击队员到家中找父亲了解情况，其中一位拿出几枚银币说要出去买吃的，中间一枚有地球图样。其父亲当即严肃告诫他们，有地球图案和列宁头像银币不能到白区买东西，给敌人知道会被杀头的。
家住竹溪垅的雷元英和家住竹溪垅附近吕墩的刘唵咕老人也分别回忆了见到“红洋”的往事。雷元英老人的叔叔是红军干部，1934年冬从大安红军医院养伤回来时曾带回一枚有柴刀（镰刀）、锤子的银币。刘唵咕老人回忆在17岁时，曾从母亲的箱子中看到两种银币，一种有镰刀、锤子旁边有许多文字，另一种有侧面人头像。母亲告诉他是红军游击队给的，并再三叮咛不要告诉外人。江西上饶的黄英老人也谈到，闽北造过花边，有小头、列宁像的银币，还有一种好像有镰刀、斧头和地球。
这些居住在不同地方的老人不约而同地谈到目睹“红洋”的往事，是闽北根据地铸造过“红洋”有力证明。
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建阳县支行行长的汤德标1966年前后在出纳股工作时曾两次经手收兑过苏区银元，每次各一枚，前来兑换者均为五十岁以上的当地农民。
闽北造币厂在仿铸白区通行的银币一年多之后铸造“红洋”是完善苏区货币制度的需要。闽北根据地苏维埃银行于1932年、1933年和1934年发行的纸币是以银币为基础的可兑现银元票，但用以兑换的银币如果都是白区银币会加速白银外流，还会无形中削弱了民众对苏区纸币的信任。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后闽浙赣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不仅地域扩大了，而且生产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农业生产比上年增加了二成，闽北则增长三成，工业生产也取得较快的发展，对外贸易出超达七万多元，苏区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此时铸造“红洋”供兑现借以完善苏区货币体系既是显示苏区经济实力的手段，又是提高纸币信誉的有效措施。
保存现金是苏维埃政府重要的经济政策，为此，闽北苏维埃政府一方面建立造币厂，仿铸白区市面通行的银币，另一方面采取措施限制银币外流，“红洋”是“闽浙赣省苏维埃”所铸，不能在白区公开使用，因此铸造“红洋”是杜绝现金外流的有效办法，是对保存现金措施的完善和补充。
闽北根据地建立之初，部队常以金戒子等实物发放军饷。后来由于财政困难，只能按期分得“伙食尾”作为零用钱。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为了鼓舞士气，激发部队的战斗力，闽北苏维埃内务部发布训令指出：“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中加强红军战斗力，必须充裕战费之给养。”铸造“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临时军用币”就是为了取得粉碎敌人第五次围攻决战胜利所采取的经济措施。
将“部队发给留作纪念的”“红洋”发给指战员，把币面铸有鼓动性文字的“红洋”发给出征前线的战士，这些既有经济价值又有政治意义的银币无疑能够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
上世纪末，竹溪垅的农民在当年铸造银币的工棚旧址挖出过鹰洋正面铜模和一枚仿铸的“鹰洋”，虽历尽岁月沧桑，但图案文字线条清晰，边齿完整挺括，鹰洋实物与传世品对比几乎看不出差别，可见当时的开模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闽北造币厂铸造银币的整套设备由竹溪垅搬迁而来，目前已发现的铸造工具有风箱、银饼砖模、铁砧、火钳、熔银坩埚及冲模用的石碓等。可见当时闽北造币厂铸造银币的设备是极为简陋的，但由于造币厂主要技术骨干有较高的银币铸造技术，从雕模、熔银、成形整个铸造过程都能熟练操作，即以精工细作的技巧弥补了设备落后的缺陷。
闽北造币厂铸造银币的工艺流程大至可分为熔银、浇铸银饼、校正重量、上光、冲模、作旧等六道工序，每道工序环环相扣，大都靠手工完成。银饼绕铸出来后，要一一校正重量，重量不足者则回炉重铸，超重者则以手工挫去；浇铸的银饼表面不光洁，就用木槌轻轻敲打，直至表面平整，色泽光亮，经糯米泔水洗刷，使其洁白。在冲模时，由于没有机械冲床，便因地制宜，利用在距工棚五百米左右小溪边的天然岩石，将其表面削凿平整，再凿一长方形小坑，用以置放模具，以防冲压时模具受震变形。再用圆木支架吊起一块六百六乘三百三乘三百三毫米规格长方形石碓构成土制冲床。在冲模时，工人全部出动，银饼放入模具后，在模具上放置一个与模具顶部吻合的圆柱形铁砧，一人用手握住铁砧，使其平稳受力，数人将石碓拉起，沿着两根圆木夹住的轨道冲砸下来，其所产生的冲力，足以保证银币图案文字线条的清晰完整。银币经作旧处理几可乱真。
闽北造币厂日产银币的数量有争议，有日产一二百元、三百元几种说法，造币厂设备简陋，生产工序多繁，日产量应该不多。据时为造币厂工人的后代暨带明介绍，其曾听父亲说当时造币厂一天熔银一锅，有十斤左右，依此计算一天可铸银币粗坯二百左右，由于系手工操作，加之人手少，从绕铸银饼、较重、上光、冲模等所耗费的工时计算通常情况下每七天只能生产银币成品五百枚左右，一个月的产量约两千枚，日产七十枚左右。
闽北造币厂铸造银币所需的白银来源有三，一是没收地主土豪的银器、首饰，二是向群众收购，三是闽浙赣苏维埃政府拨付。
苏维埃政府为解决造币厂铸造银币所需材料，曾发布《通知》：“凡是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家里银器，应尽量设法没收来。”[12]并要求“各区财委员要尽量宣传群众将家中的旧银拿出兑换，以便解送分苏铸现洋，以扩充财政基金”[13]，“所收旧银按质论价，顶好的旧银每元一两五钱，更丑一点的旧银价每元二两”[14]。原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副部长谢文清回忆，闽浙赣省苏维埃财政部熔制了一批银条，成色十足，都盖有“十足赤银”[15]字样，于1934年2至3月间，闽浙赣省苏维埃财政部运送二十多箱白银交给闽北分区。省苏维埃财政部运送来白银二十余箱，每箱装纯银二十五条，每条五小两（合156.25克），共能铸造银币四千枚左右。
二、湘赣、湘鄂赣根据地的发展和货币金融实践
湘赣省工农银行是湘赣省苏维埃政府的银行。
1929年2月，红四军向赣南进军，1930年底，红五军与当地武装发展起来的红八军扩大了湘赣边界地区，1931年形成了湘赣根据地，1931年10月，成立湘赣省苏维埃政府。12月20日，中共湘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为着实行统一货币制度，并帮助全体劳动群众，省苏维埃必须马上进行开办工农银行的计划。”[16]据此，湘赣省苏维埃政府组成了工农银行筹备委员会，颁发了湘赣省工农银行暂行简章，确定工农银行的宗旨是：“实行阶级经济政策，发展农村经济，帮助工农贫民，兴办公共生产及各种合作社，统一货币制度，防止金融外溢，冲破敌人经济封锁，巩固并发展苏区群众经济，帮助苏维埃政府创办一切建设事业，以促进革命的巩固与发展。”[17]经向团体和个人筹集一定数额的股金之后，于1932年1月15日，湘赣省工农银行正式开业。银行行址设在永新县城。为了统一金融组织，中共苏区中央局曾于1932年1月指示湘赣省委：“湘赣苏区的工农银行应依照中央的指示建立，但须成为苏维埃国家银行的湘赣边分行。”[18]此后，湘赣省工农银行经过一年的经营之后，具备了改建国家银行省分行的条件，决定于1933年1月15日分红发息，将私人股份退还之后，改为国家分行。嗣后，湘赣省工农银行改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国家银行省分行成立后，为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曾在吉安、分宜建立县一级的银行。湘赣省工农银行和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均先后印制发行了纸币，纸币可兑换银币，称为银币券。为了稳定币值，湘赣苏区建立严格的兑换制度，采取限量印刷发行的措施使银币券获得市场认可欢迎。
湘赣根据地货币之货币名称、发行机构、币材、面值、版式、流通区域、流通时间及备注信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工农银行银币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工农银行、纸、壹角、壹圆、3、湘赣苏区、1932年1月~11934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铜元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纸、拾枚、1、湘赣苏区、1934年1~1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银币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纸、伍分 壹角 贰角 壹圆、7、湘赣苏区、1933年1月~1934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革命战争债券改作银币券、湘赣省苏维埃政府、纸、伍角 壹圆 贰圆 伍圆、4、湘赣苏区、1932年12月~1933年7月，仿制大清银币、湘赣省苏维埃政府、银、壹圆、1、湘赣苏区、1932年10月~1934年7月[19]。
1934年2月，因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银行随同省级机关撤离永新县城，移至泰和县的碧江洲。1934年8月，为北上与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会合，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银行工作随即结束。
1931年10月，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成立，1932年7月筹建造币厂，10月湘赣省工农银行造币厂正式开始铸币。为了便于使用，所铸银币多仿制白区流通较多的袁大头、大清银币、光绪元宝、孙中山头像等银币。
湘鄂赣省工农银行是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的银行。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平江起义后，组建红五军，红五军与由地方革命武装发展起来的红十六军经过两年的革命斗争，创建了湘鄂赣根据地。1931年10月，在平江县长寿街成立了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
湘鄂赣是此阶段所有苏维埃区域内建立银行机构最多，名称变化最大的苏区。省政府所属湘鄂赣苏区银行分布在湘赣边和鄂东南两大区域，由分散独立的区县银行，发展为统一的省银行。早期湘鄂赣苏区各县所建立的银行有平江县工农银行、浏阳工农兵银行、万载县工农兵银行、修水县工农兵银行、修水县立总合作社、铜鼓县生产合作社、宜春县工农兵银行等。同时，在阳新县的福丰、龙燕、大凤、湖市、沿河各区都设有农民银行。除阳新县以外，在通山、通城、大冶以及江西地区的武宁、瑞昌县，也都设有工农兵银行。这些银行均独自发行纸币。纸币名称为铜币券，可以兑换铜元。
湘鄂赣根据地货币之货币名称、发行机构、币材、面值、版式、流通区域、流通时间及备注信息：平江县工农银行光洋票、平江县工农银行、纸、壹角贰角伍角、5、平江苏区、1930年11月~1931年11月，平江县工农银行银洋票、平江县工农银行、纸、壹圆、1、平江苏区、1930年11月~1931年11月，平江县加义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铜钱票、加义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纸、壹吊钱、1、平江县加义区、1930~1931年、6吊兑1圆，万载县工农兵银行银洋票、万载县工农兵银行、纸、壹角 贰角 壹圆、3、万载苏区、1931年1~10月，浏阳工农兵银行银洋票、浏阳工农兵银行、纸、壹角 贰角 叁角、3、浏阳苏区、1931年1~11月，铜鼓县生产合作社银洋票、铜鼓县生产合作社、纸、壹角 贰角、2、铜鼓苏区、1931年1~11月，修水县立赤色消费合作总社铜元票、修水县立赤色消费合作总社、纸、壹佰文 叁佰文 伍佰文、3、修水苏区、1931年1~11月，修水县立总合作社铜元钱票、修水县立总合作社、纸、壹佰文 叁佰文、2、修水苏区、1931年1~11月，宜春县工农兵银行银洋票、宜春县工农兵银行、纸、贰角 叁角、2、宜春苏区、1931年8~11月，湘鄂赣省工农银行铜元钱票、湘鄂赣省工农银行、纸、壹佰文 贰佰文 伍佰文 壹串文、7、湘鄂赣苏区、1931年1月~1934年7月，湘鄂赣省工农银行铜元票、湘鄂赣省工农银行、纸、贰佰文、1、湘鄂赣苏区、1931年11月~1934年7月、湘鄂赣苏区、1931年11月~1934年7月，阳新县沿河区农民银行兑换条、阳新县沿河区农民银行、纸、钱壹串文、1、阳新县沿河、1930年初~1931年10月，阳新县苏维埃政府农民银行兑换券、阳新县苏维埃政府农民银行、纸、铜元贰串、1、阳新苏区、1930年8月~1931年10月，阳新县大凤区农民银行铜币券、阳新县大凤区农民银行、纸、贰串文、1、阳新县大凤区、1930年初~1931年10月，阳新县龙燕区农民银行兑换条、阳新县龙燕区农民银行、纸、铜元钱壹仟文、1、阳新县龙燕区、1930年初~1931年10月，阳新县福丰区农民银行兑换条、阳新县福丰区农民银行、纸、钱伍佰文、1、阳新县福丰区、1930年初~1931年10月，大治第五区农民银行兑换条、大冶第五区农民银行、纸、铜元钱贰串文、1、大冶苏区、1930年初~1931年10月，鄂东农民银行铜币券、鄂东农民银行、纸、壹串文、1、阳新苏区、1931年，鄂东农民银行总行铜币券、鄂东农民银行、纸、贰串文 壹佰文、2、阳新苏区、1930年9月~1931年10月，鄂东总行铜币券、鄂东农民银行、纸、贰串文、1、阳新苏区、1930年9月~1931年10月，鄂东南工农兵银行铜币券、鄂东南工农兵银行、纸、伍佰文 壹串文 贰串文 伍串文、6、鄂东南苏区、1931年10月~1932年3月，鄂东工农银行铜币券、鄂东工农银行、纸、壹串文 贰串文 拾串文、3、鄂东南苏区、1932年3~5月，鄂东南工农兵银行铜币券、鄂东南工农兵银行、纸、贰佰文 伍佰文 伍串文、3、鄂东南苏区、1932年5月~1933年，平江县苏维埃政府银币、平江县苏维埃政府、银、壹圆、1、平江苏区、1931年初~1931年10月，铜鼓县苏维埃政府仿制银元、铜鼓县苏维埃政府、银、壹圆、3、铜鼓苏区、1931年1~11月，万载县苏维埃政府仿制银元、万载县苏维埃政府、银、壹圆、3、万载苏区、1931年春~1931年10月，修水县苏维埃政府仿制银元、修水县苏维埃政府、银、壹圆、3、修水苏区，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仿制银元、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银、壹圆、3、湘鄂赣苏区、1930年10月，湖南省苏维埃政府仿制银币、湖南省苏维埃政府、银、壹圆、1、湘鄂赣边境地区[20]。
1923年湖南省平江县正式建立了党的支部，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平江县的工农革命也进入鼎盛时期，1928年7月22日“平江起义”取得胜利，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建立了平江县苏维埃政府。平江县各级苏维埃政府至1929年春季“区、乡苏维埃除附近县城外，完全建立起来，计全县有二十七（个）区，占全县面积约五分之四。”[21]1930年7月12日至15日在平江长寿街第二高小召开平江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三百多人正式选举产生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第一届执行委员会，下设赤卫、财务、劳动、土地、肃反、粮食、文教、市政八个委员会，自此掀起全县苏区建设的高潮。
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为保卫年轻的红色政权，除组织农民参军、迅速扩大红军，1930年7月已组织起全县赤卫军十二个团外，还组织动员了各种支前的运输队、救护队、担架队、慰劳队共计十二万余人。7月30日晚上9时，各路革命军攻克长沙，8月1日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8月中旬湖南省苏维埃政府迁到平江。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在平江除就近指导平江县苏维埃工作，省政府成员担任了湘鄂赣边境各县苏维埃的领导，1931年10月在平江长寿街召开湘鄂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撤消湖南省苏维埃，成立湘鄂赣省苏维埃。
1929年4月29日颁布的《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行政组织大纲》（草案）共分三章六十五条，其在财政方面明确规定：“设立县苏财务委员会，统一征收全县财政税收，规定各军事机关没收反动派之资财，须一律交归当地苏维埃解交县苏，不得擅自挪用，各级苏维埃政府及革命团体和红军的费用概由县苏财委会发给。”[22]1930年7月，平江县苏维埃《关于经济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必须发展农村经济，以减少工农痛苦。”[23]并提出：“打破封建式封锁，赤色区域的经济务须流通”[24]，“供给红军的经济以维系红军的经济生命”[25]作为紧迫政治任务。
1930年8月以后，湖南省苏维埃迁驻平江，军政给养加上苏区十万民众的生活使建立苏区自己的银行，发行货币，搞活流通势在必行。
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于1930年秋开始酝酿，11月15日正式成立平江县工农银行，1930年11月15日发出的《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为成立工农银行敬告群众书》中指出这是“开辟了中国经济史上的新纪元”[26]的大事，并明确宣布“这个银行是由工农组织的银行，是为劳苦群众谋实际利益的银行。”[27]为取信于民，并适应当时民众的习惯，在发行纸币时一律用银币、铜元本位制，宣布“票币与现金无异，持一元票币，即兑一元现金；持数元票币，即兑数元现金；乃至十元百元无量数元，都可兑十元百元无量数元的现金”[28]。银行发行面额为壹圆、伍角、贰角、壹角的光洋票和一百文、二百文的铜元票共六种纸币。在货币版式设计上，除印上“平江县苏维埃政府”[29]字样外，还第一次鲜明地印上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政权的标志，即中间是镰刀斧头的大五角星，在中国数千年货币史上首次出现了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烙印。为保证县苏维埃所发行的纸币兑现，并于1931年初正式建立平江县苏维埃政府造币厂，铸行平江县苏维埃政府的“国际花”[30]银币，后因平江县苏维埃缺乏纹银，改铸湖南省苏维埃政府的“国际花”[31]银币。
“1930年下半年，湖南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开始铸造银币，种类主要为‘国际花边’”，其次为“大头”、“小头”，后两种银币可拿到白区去使用，而“国际花边”则只能在苏区流通使用。
平江县、湖南省苏维埃政府的苏维埃纸币和“国际花”银币立即受到民众的欢迎和拥护。据1931年《中央局滕代远巡视湘鄂赣省苏区报告》称：“‘平江苏区’纸币银元出现时，非常受群众欢迎乐用，红军士兵都争换苏维埃的银元作纪念，以至流通到白区岳州、汨罗等地。”[32]
平江县苏维埃采取的开银行、铸行银币、发行纸币的措施，起到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积极作用。据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1931年8月3日《关于七月份收支报告表》所列，当月开支为银洋11,241.02元，而收入部分中，银行收入为1624.89元，加工经营开采黄金收入为1690.12元，两项收入占当月支出近百分之三十。
1930年11月起，平江县苏维埃政府相继建立起县工农银行及其所属的印刷厂、造币厂。当时的银行经理为黄庆怀、印刷厂厂长是朱云峰，造币厂厂长是李克家，积极推动县银行和造印厂建立的领导者组织就是时任县苏维埃政府财务委员的张润生，张润生1930年4月调任县苏财务委员后为保障苏区政府和红军的财政供应精心运筹，他首先在长寿建立消费合作社，在黄金洞开办贸易局，组织三百多人在黄金洞开采黄金，接着又在恩溪海公洞组建了省、县苏维埃政府合办的缝纫厂和纺织厂。为了扩充财政、搞活流通，他负责组织筹建了工农银行和造币厂、印刷厂。
1930年底，平江县苏维埃政府造币厂在加义芦头洞近浏阳边界杉皮坳正式建立，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于1931年2月21日发出《集中纹银制造新银币）第二十三号通告。《通告》指出：“县苏为扩充新银币之制造而集中纹银，一方面是（为了活跃）县苏维埃区域金融之流通，冲破敌人经济封锁；另一方面系使用废物变无用为有用。”[33]对民众送交苏维埃的银器可采取“自愿储蓄”[34]，“按期加息付价”[35]，“自甘捐献”[36]等分别处理。平江县苏于1931年3月24日发出平江县工农兵苏维政府《关于迅速集中纹银造币》的第十八号通令。《通令》提出为“不使一般群众发生反感”[37]重申收集银器、银首饰办法，除“捐献”[38]、“储蓄”[39]外，再增加“折价现买”[40]。《通令》要求“各级苏维埃、各团体负责者于一月以内，按规定将这一工作积极的做好”[41]。但因苏区民众赤贫，县苏收集纹银造币的计划无功而终，1988年黄希安回忆芦头造币厂所造平江县苏维埃政府银币前后两个月，总共只出银币十二至十四块，终因缺乏银料被迫终止。芦头造币厂的设备于1931年3月底，由黄希安等人于夜转移到谢江梅塘。
平江县苏维埃政府在芦头开办造币厂的情况受到湖南省苏维埃政府领导的重视并先后两次派人到造币厂详细了解情况，当因缺银料，造币厂被迫停工时，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利用1930年7月攻进长沙时夺取并已秘密运抵平江山区的反动资本与平江县苏维埃政府合作铸造新银币，芦头造币厂向钟洞方向搬迁。1931年4月初，以李克家为首的造币厂骨干将所有设备搬到到了谢江（咏生）周坊村徐群高家中开始铸造湖南省苏维埃政府银币。
苏维埃政府银币的铸造大概有七八道工序，先把五十两重大银锭放到化铁炉里熔化成水，加进少量铜、锑粉末，再放硼砂浇成银条，银条烧红在铁砧上锤敲，打成厚薄、宽窄与银币差不多的锯皮样的银带，再用与银币大小相同的圆冲子在银皮上用铁锤冲出银圆饼，把烧红的银饼放到钢模里锤击压出花纹，最后用小锉刀精心修边整形才得成品。每天大约可以生产成品银币一百多个。
为了方便去白区采购物资，苏维埃政府后改仿“袁大头银元”，造出来后，“只是禾叶子稍微粗了点，也还不错”[42]。
造币厂于1931年8月底搬迁至靠钟洞白花尖的岗崀上袁玉高家中继续生产，直到同年10月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宣布撤消，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与湖南省苏维埃政府联合铸造银币才告结束。
至于当时湖南省苏维埃政府银币的银料来源问题，据1930年9月20日彭德怀《向中央的报告》及21日《彭德怀来信》记载，红军第一次打长沙时“没收了几家商店及帝国主义堆栈、洋屋及领使馆、贪官豪绅的财物”[43]，缴获了大量白银。直到1931年10月，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撤消时，还向新成立的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移交了白银十担，由此可以说明湖南省苏维埃政府铸造银币时的白银是充足的。
鄂东南苏区于1930年9月组建鄂东农民银行，1932年3月成立鄂东工农银行，6月成立鄂东南工农（兵）银行。收回各行已发行的纸币，统一行使鄂东南工农银行的纸币，鄂东南工农银行直属鄂东南苏维埃政府领导。1931年，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组建湘鄂赣省工农银行，省内各县的银行改组为分行，原来自成系统的鄂东南苏区的银行也划归省银行领导。
在江西地区，除武宁、瑞昌县外，于1931年在万载、宜春、修水、铜鼓成立了工农兵银行，这些银行都发行了纸币。纸币的名称，有的称光洋票，有的称银洋票，可以兑换银币。1931年11月，在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上述各县、区银行统一为湘鄂赣省工农银行。各县、区银行，改组为省银行的分支机构，收回各县、区银行发行的纸币，统一行使湘鄂赣省工农银行的纸币。此时纸币名称有两种，一种是银洋票，另一种是铜元钱，分别兑换银币和铜元。湘鄂赣省工农银行成立后，银行行址最初设在修水，而后迁至江西万载的小源。银行行长先后由李国华、刘文初、涂正坤、成功担任。1934年1月，湘鄂赣省工农银行根据省苏维埃政府执委扩大会的指示，正“由群众集股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给以现金帮助，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赣省分行”[44]的时候，敌人已向湘鄂赣中心地区进攻，省委省苏维埃机关撤出万载小源，并跟随红军转战于铜鼓、武宁、奉新、宜丰一带，7月迁至平江黄金洞。此后根据地变为游击区，湘鄂赣省工农银行的工作随之结束。
湘鄂赣省造币厂于1931年下半年开始筹建，成立后于1932年4月开始大规模铸造发行。为了便于在白区流通，当时铸造的是仿白区流通“大头”、“小头”和清“光绪”版三种银币。
三、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的货币金融实践
鄂豫皖苏区先后成立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鄂豫皖省苏维埃工农银行、皖西北特区苏维埃银行（皖西北道区苏维埃银行）皖北特区苏维埃银行、赤称县和赤南县苏维埃银行以及经济公社等信用机关，并各自发行银币券、布币、银币和铜币。1932年1月，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成立后统一省内币制，期间共发行了纸币六种、铜元五种、银币四种、布币一种。
皖西北特区银行于1931年5月在金家寨成立，后迁麻埠，行长吴保才。5月30日即首次发行壹圆面额纸币，票面正面图案为欧式建筑、褐、绿色套印，背面有楷书“帮助贫民生产，促进工业发展，帮助合作社的发展，实行统一累进税，禁止现金出口”及“保证自由贸易，统一货币制度，巩固苏维埃经济基础，实行低利借贷，流通金融，调节市场”文字，集中体现了苏区财政经济的主要内容。此种纸币后于同年9月7日和次年1月21日又发行两次，是流通于鄂豫皖区最多的纸币之一。此外，1931年9月7日发行一元券的同时，皖西北特区银行发行面额伍圆的银币券，印制精美，另有绘制马克思头像的二角券一种，前者多用于大宗交易，后者便于找零。
除纸币外，皖西北特区银行于1931年10月铸行了五十文、二十文两种面值铜元。五十文铜元直径为3.8厘米，一种面书楷书“五十”，币面边铭“50CASH193010”[45]，一种面文为“伍拾文”三字，无英文。这两种不同版式的铜元由皖西北苏维埃银行、皖西北苏维埃造币厂分别发行。二十文铜元直径为2.2厘米，分黄铜、红铜两种质地。
1932年4月，皖西北道区苏维埃银行发行两种面值五十文铜元，铜元直径3.7厘米，币面铭“皖西北道区苏维埃造”九字及俄文、阿拉伯数字等“TBOUAN1932.4”，“TBO”[46]是俄文“TBO-PЙTb”的缩写，意为“铸造”，“UAN”是“皖”的罗马字拼音，此种铜元有左旋读和右旋读两种版式，右旋读者发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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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皖西北特区苏维埃银行银币券壹圆纸币
苏区除了由政府主办的银行外，尚有由政府扶持，群众集股合办的工农银行，如1931年秋天成立的鄂豫皖省苏维埃。工农银行的任务是扶助工农生产，“提高银行信用，奖励私人储蓄及到银行投资。”[47]同时，工农银行也是苏维埃政府同群众发生济经关系的桥梁，当年列宁小学识字课本中的“苏维埃银行开幕了，我有几块钱，送到银行里去存着，可以生点利息添补我的家用”[48]的课文即是工农银行与群众关系的生动写照。
工农银行发行的货币主要是银币，“银元每枚重27.18克，成色88%，与各类旧银元每枚含银七钱二分相等，因此享有极高信用。银币版式分俄、汉文二种，汉文版阳面上环铸‘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一九三二年铸’并‘壹元’面额。阴面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呵’，中为中国版图和镰刀、锤子党徽，表达了工农革命必胜的主题思想”[49]。俄文版银币铸造精美，“COBEBTHHBHBJI-TPEB”是币面上所铸俄文，“COBT”即苏维埃，“b”是银行“baHK”的缩写，“HIIeHIIB”贫苦的（HNIIIeHCKHЙ）的缩写，“TPEB”即“劳动者”（TPYKeHNK）。上述二式银币，亦由厂址设于麻埠的皖西北铸币厂铸造。
鄂豫皖省苏维埃工农银行发行有伍角币、二角币银币券，图案与皖北特区发行的纸钞相似。
1931至1934间铸币的苏区还有皖西北苏区、湘鄂西苏区（发行量很少）等。
皖西北苏区铸有伍拾文、二十文的铜元，发行时间为1931至1932年。
1927年秋，湘鄂西地区中共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八七”会议[50]制定的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51]的总方针和在湘粤鄂赣四省举行秋收暴动的决定，利用这里依山傍水的有利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开展武装斗争。在周逸群、贺龙的领导下，经过数年的浴血奋战，建立了湘鄂西苏区。湘鄂西苏区由以湖北省洪湖苏区为中心的几个苏区包括洪湖苏区、湘鄂边苏区、巴归兴苏区、鄂西北苏区、鄂北苏区、荆归当苏区、枝宜苏区和洞庭湖特区组成。
湘鄂西苏区创建之初流通的货币以银币为主，铜元、制钱和纸币为辅，民间信用的主要形式有民间信贷、合会、钱庄和典当等。湘鄂西苏区建立后面临着巩固现有苏区和继续扩大战果的任务，需要相当数量革命军队以粉碎对苏区的骚扰和“清剿”。这支武装力量的给养、军事装备的供应仅靠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和在战争中的缴获是无法支撑的。同时，苏区需要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搞活流通，积极支持贸易机构打通与白区的贸易，补充苏区物质的不足，改善人民的生活。所有这些都要求苏维埃政府建立自己的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保证战争的需要和苏区人民生活的需要。
湘鄂西苏区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经历了从分散到统一的过程，县级苏维埃政府首先内设了金融机构，后发展为联县政府农民银行总行到各个苏区内建立银行，如湘鄂边苏区银行、鄂北农民银行等，再发展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
如鄂北农民银行于1931年7月在房县西街成立，行长由红七师政治部主任、县苏维埃政府秘书胡苏黎兼任，王守顺负责银行的具体事务。
鄂北农民银行成立后，以红军在均州城没收大地主的七斤二两黄金和打房县时没收大地主的四缸银锭作为银行资本金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初时发行壹串文兑换条和伍角、壹圆两种面额的信用券。为了提高苏区纸币在民众中的信誉，在缺乏铸造设备和技术的情况下，鄂北农民银行造币厂铸造了一种长形银块，银块上打印“维持”二字，在市场流通，这种银块被称为“维持块”。随着铸币技术条件的逐步成熟，鄂北农民银行造币厂开始铸造“马克思头像”和“列宁头像”两种版式的银币，并在鄂西北苏区的房县境内发行、流通。
鄂北农民银行造币厂设在房县城关西街戴香泉家，与县苏维埃政府所在的天主教堂隔街相望，房屋为砖木结构，有几重天井，是当时比较好的房屋。造币厂技术人员是从房县县城抽调的十二名银匠，他们分别是罗正太、张胜丰、丰明六、杨维栋、丁文生、许洪庆、赵德沛、李景华、丰远盛、李顺新、聂洪山、散家春。技术人员吃住都在厂内，每人每天发一枚银币作工资。造币厂四周有红军站岗守卫。铸造“马克思头像”和“列宁头像”银币的银料来源主要是缴获和没收的土豪劣绅的银币、元宝、银饰品等。造币厂每天可生产银币一百二十枚，共生产了两个月，合计铸造两种版式的银币一万枚左右。
初始时，鄂北银行造币厂的十二名银匠只有把银币、银元宝改制成银首饰的技术，没有将银首饰、银元宝改铸成银币的技术。为了解决急需，他们先制模铸造“维持”块，不久后从房县西关找到了一位略懂模具雕刻技术的人，即周远忠，周远忠制作了银币钢模具后，银匠们先将杂银熔化成银水，铸成圆形银饼，再将银饼搁进钢模中锻造正、背面图案，最后对银币表面及周边进行修饰后投放市场。
注释：
[1]刘国云：《闽浙赣苏区与中央苏区的比较研究》，《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2]苏区档案局：《赣东北苏区档案史料汇编》，2018年11月，第164-175页。
[3]《访老同志谢莲秀》，林长根1989年8月24日访问记录。
[4]《访问离休干部林敏》，张邦寿、胡润国等1979年8月22日访问记录。
[5]《黄炳文谈闽北苏区情况》，林长根1989年8月24日访问记录。
[6]《建阳县党史参考资料之十七》，《长坪座谈会黄观佑同志关于杜潭银元的谈话记录》，1953年3月21日。
[7]《建阳县党史参考资料之十七》，《长坪座谈会黄观佑同志关于杜潭银元的谈话记录》，1953年3月21日。
[8]《建阳县党史参考资料之十七》，《长坪座谈会黄观佑同志关于杜潭银元的谈话记录》，1953年3月21日。
[9]《建阳县党史参考资料之十七》，《长坪座谈会黄观佑同志关于杜潭银元的谈话记录》，1953年3月21日。
[10]《建阳县党史参考资料之十七》，《长坪座谈会黄观佑同志关于杜潭银元的谈话记录》，1953年3月21日。
[11]《暨财生回忆》，温振锦、李强等1998年访问。
[12]《崇安县苏人民财委会（通告）第一号》，1933年10月2日。
[13]《崇安县苏人民财委会（通告）第一号》，1933年10月2日。
[14]《崇安县苏人民财委会（通告）第一号》，1933年10月2日。
[15]蒋九如：《福建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年，第122页。
[16]姜宏业：《金融图集与史料》，湖南出版社，1991年7月，第122页。
[17]姜宏业：《金融图集与史料》，湖南出版社，1991年7月，第122页。
[18]姜宏业：《金融图集与史料》，湖南出版社，1991年7月，第122页。
[19]罗开华等：《湘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20]丁国良、张运才：《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21]彭以达、刘旭光：《平江苏区铸行银元始末》，《湖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63页。
[22]彭以达、刘旭光：《平江苏区铸行银元始末》，《湖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65页。
[23]彭以达、刘旭光：《平江苏区铸行银元始末》，《湖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65页。
[24]彭以达、刘旭光：《平江苏区铸行银元始末》，《湖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65页。
[25]彭以达、刘旭光：《平江苏区铸行银元始末》，《湖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65页。
[26]彭以达、刘旭光：《平江苏区铸行银元始末》，《湖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65页。
[27]彭以达、刘旭光：《平江苏区铸行银元始末》，《湖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65页。
[28]彭以达、刘旭光：《平江苏区铸行银元始末》，《湖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65页。
[29]彭以达、刘旭光：《平江苏区铸行银元始末》，《湖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65页。
[30]彭以达、刘旭光：《平江苏区铸行银元始末》，《湖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65页。
[31]彭以达、刘旭光：《平江苏区铸行银元始末》，《湖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65页。
[32]彭以达、刘旭光：《平江苏区铸行银元始末》，《湖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65页。
[33]彭以达、刘旭光：《平江苏区铸行银元始末》，《湖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66页。
[34]彭以达、刘旭光：《平江苏区铸行银元始末》，《湖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66页。
[35]彭以达、刘旭光：《平江苏区铸行银元始末》，《湖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66页。
[36]彭以达、刘旭光：《平江苏区铸行银元始末》，《湖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66页。
[37]彭以达、刘旭光：《平江苏区铸行银元始末》，《湖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66页。
[38]彭以达、刘旭光：《平江苏区铸行银元始末》，《湖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66页。
[39]彭以达、刘旭光：《平江苏区铸行银元始末》，《湖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66页。
[40]彭以达、刘旭光：《平江苏区铸行银元始末》，《湖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66页。
[41]彭以达、刘旭光：《平江苏区铸行银元始末》，《湖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66页。
[42]彭以达、刘旭光：《平江苏区铸行银元始末》，《湖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67页。
[43]彭以达、刘旭光：《平江苏区铸行银元始末》，《湖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67页。
[44]姜宏业：《金融图集与史料》，湖南出版社，1991年7月，第122页。
[45]中文译为：50文1930年。
[46]徐爱华：《鄂豫皖苏区的银行与货币》，《江淮论坛》1984年第3期，第34页。
[47]徐爱华：《鄂豫皖苏区的银行与货币》，《江淮论坛》1984年第3期，第34页。
[48]徐爱华：《鄂豫皖苏区的银行与货币》，《江淮论坛》1984年第3期，第34页。
[49]徐爱华：《鄂豫皖苏区的银行与货币》，《江淮论坛》1984年第3期，第34页。
[50]杨枫：《马克思头像银币的解读》，《武汉金融》2008年第12期，第74页。
[51]杨枫：《马克思头像银币的解读》，《武汉金融》2008年第12期，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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