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区的经济、货币特点和经济建设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三百多个县领导武装起义，以工农红军为基础，先后创建了大小十数个革命根据地，并建立起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运动。
土地革命运动以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性债务为主要斗争对象，工农革命政权在领导民众废除债务，摧毁旧的金融体系的同时，为了巩固政权、保障红军给养，改善工农生产生活，借鉴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的经验，以革命根据地农民协会早期货币作为向苏维埃货币过渡的桥梁，革命政权各根据地纷纷建立金融机构，发行工农群众货币。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货币的成长阶段，共产党建立苏维埃政权发行银行兑换券等货币，包括早期苏维埃政权货币、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及鄂豫皖、闽浙赣、湘赣、湘鄂西、湘鄂赣、川陕、陕甘边等根据地货币以及东北军民抗日货币。这一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货币共有八十六各发行机构，发行了一百五十种、六种币材的货币，初步形成完整的的货币体系。
苏区革命根据地多有地处偏僻的山区，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落后，由于长期受地主军阀高额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的剥削压迫，本就贫苦的根据地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当时各根据地的币种有多元化、分散发行的特点，市场上既有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也有地方发行的货币以至私人店铺的票据。混乱无序的金融货币市场中充斥着各类劣币杂钞，官僚军阀以不足值的货币掠夺根据地民众手中仅有的资金，严重破坏了货币市场信用，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社会经济状况给苏区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利影响，贫苦的生活雪上加霜，加之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热潮下，大量地主豪绅逃迁至城市，原本市场的活跃“因子”[1]逐渐消失，留下的民众多属贫困，无更多可供市场流通的资金，以至金融流通滞怠。同时，国民政府对苏区采取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的双重政策，严重影响了苏区的经济。各根据地工农产品严重的“剪刀差”[2]问题使农民收支不平衡，购买力减弱，市场和工业、手工业生产萎缩，失业增加，随着新的生产关系的确立，“他们迫切需要政府帮助发展生产，活跃经济”[3]。
各苏区开辟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土地革命，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和土地，废除封建性的债务剥削，摧毁旧的金融体系。土地革命是政治、经济斗争，民众不但在政治上翻了身，在经济上也得了实惠。土地革命是苏区建设的第一步“破旧”，下一步则是“立新”，所谓“立新”就是建立新的工农大众的财政经济体系，即创建独立自主的金融机构、建立新的信贷体系、整顿货币市场秩序、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扶持工商业发展、活跃市场经济等。只有先从内部将建设发展起来，搞活经济，才能稳固政权，才能为革命战争提供强大的后援补给。“根据地的金融体系是工农民主专政的强有力工具，它在支援革命战争，发展工农业生产，促进商品流通，支持合作社发展，巩固工农民主政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4]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农红军武装斗争的过程中，非常重视物资的补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5]。充足的物资储备是战争胜利的前提条件，当时的经济任务主要是围绕补给军队开展。“以根据地为依托所进行的革命战争，必须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进行。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巩固政权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支援战争，保障供给和改善根据地军民的生活的，也未有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建立而可以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的。只有开展财政经济战线上的斗争，给经济问题以适当的解决，才能自立于不败之地。”[6]革命事业的顺利开展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作支撑，而财政金融又是经济建设中的重中之重AG尊龙。
1933年毛泽东在瑞金主持经济建设工作会议时的指导思想是“战争要取得胜利，供给一定要有保障，唯有坚实的经济后盾，革命才有可能取得成功。”[7]以货币和信贷为主要内容的金融作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领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者无可替代的“角色”。建立金融机构，发行独立自主的货币，建立良好的信贷体系，是搞活农、工、商业，发展根据地经济的必然选择。
二、苏区的金融金融机构及其发行货币的“尝试”
在苏区开张经济建设总体思想指导下下，各苏区开始建立金融机构、发行货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银行是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海丰劳动银行。苏区最早发行的货币1928年2月发行的流通于耒阳苏区的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劳动券，劳动券与旧的货币有区别，它与光洋同价，可随时兑换。4月初，工农革命军主力转移到井冈山根据地，耒阳变为游击区，耒阳苏维埃政府撤消，劳动券随之停止发行流通。
从1930到1932年三年内，各苏区出现设立银行高潮，此阶段的主要银行有赣西南根据地的东固平民银行、闽西苏区的闽西工农银行、赣南苏区的江西工农银行、湘鄂西苏区的石首农业银行和鄂西农民银行、鄂豫皖苏区的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闽浙赣苏区的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湘鄂赣苏区的平江县工农银行和鄂东农民银行等共五十多个。
随着工农红军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各苏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苏区银行是苏维埃政权的组成部分，并随着政权建设的改制而更名，1931年11月以后，各苏区由原来的特区苏维埃政府更名为省苏维埃政府，在苏区省苏维埃政府建立之后，有的由特区银行更名为省银行，有的由两个以上的特区银行合并为省银行，还有的由数个区、县工农银行统一为省银行。
这些银行均发行自己的货币，如这一时期发行的井冈山“工”字银币、东固平民银行铜元票、闽西工农银行银元票及各种“信用券”、“信用条”、“兑换条”、“借券”等都是著名的金融尝试产物。据《中国历代货币》[8]记录，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各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自制发行的货币超过一百六十种（纸币一百五十余种、布钞十余种），还有统计1931至1933年是苏区货币发行全盛时期，各苏区发行流通的货币达二百多种，发行单位有六十多个。苏区的货币有大银币、银角、铜币和布钞、纸币，其中以纸币为最多，分类主要有信用券、银币券、银元券、铜元票、光洋票、铜币票、银洋票、兑换券、流通券等。
1933年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叁串白布币，华艺北京2025春拍-钱币专场拍品
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工农银行背列宁像三串纸币，四川德轩2022年秋拍-钱币专场拍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三年（1933）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列宁像壹串纸币，四川德轩2022年秋拍-钱币专场拍品
这些货币代表了中国新生的政治经济力量，反映了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对于冲破经济封锁，促进革命区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货币发行累积了一定的经验。
这一时期发行的纸币票面上大多印有政治口号、文告、章程等以宣传红色革命政权货币发行的宗旨和中国共产党的货币政策。
这一时期革命区货币发行的目的主要是为革命战争筹措资金，从这一特征而言其为“军事货币”[9]。就其流通范围而言，因其主要集中在革命区的农村使用，不能在国统治区和大中城市的工商业活动中支付使用，遂称之为“农民货币”[10]。
海丰劳动银行是海丰县苏维埃政府的银行。1927年11月，海陆丰一带农民在中共东江特委领导和南昌起义余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配合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占领了海丰县城并召开了海陆丰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政府。1928年2月18日，海陆丰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经济委员会、创办劳动银行。2月20日，海丰县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发出通令，建立劳动银行。银行行址设在海丰县城南丰织造厂，银行负责人由经济委员会主席陈子岐兼任。海丰劳动银行成立后，根据海丰县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通令，在劳动银行纸币未印就发行前，暂借南丰织造厂的银票二万元加盖该行印章发出行使。劳动银行银票发行后，工农称便，对活跃市场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国民政府的《海陆丰赤祸记》一书中有记载：“劳动银行成立，人民得以此项银票，在市面行使，初称便利，乐以现洋换取之。”[11]
海陆丰根据地货币货币信息：海陆丰劳动银行银票、发行机构海陆丰劳动银行、币材纸、面值壹圆、伍圆、拾圆、版别3、流通区域海陆丰根据地、流通时间1928年2月、南丰织造厂银票加盖戳记[12]。
至于银行印制的劳动银行纸币有说当时在中峒印刷厂印好了第一批共十万元，面额有壹角、贰角、伍角、壹圆、伍圆五种，因政局紧张，未及发行。至2月29日，广东军阀分四路向苏区进攻，苏维埃政府撤离，劳动银行随之停业。劳动银行实际存在仅有十天，以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权所创办的第一个银行载入史册。
三、关于“工”字银币
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两支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和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为了解决部队给养和行政开支并取信于民，新政权在上井村创办了首家红军造币厂，模仿墨西哥鹰洋1895年和1908年版式铸造了红色革命政权首批金属货币，并取“工农苏维埃”之意在币面隐蔽位置加凿“工”字标记，这批银币被称为“井冈山‘工’字银元”[13]。
“工”字银币是在战争年代铸造生产的，可见的文献资料极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诸多学者针对“工”字银币开展研究，相关论证文章不少，余伯流、张泰城等撰写的著作水平较高，论文方面代表性作者有冯都、周榜师、张友良、乔晋声等，还有一些回忆录存世收录，如《井冈山的武装割据》[14]、《江西文史资料选辑》[15]、《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16]、《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17]、《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8]、《中共党史资料》[19]等，稍后有档案类书籍《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0]、《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21]等都对“工”字银币有所述及，八、九十年代后郁祥祯的《对“工”字银元若干问题的探索》[22]、张瀛的《对井冈山根据地“工”字银元一些争论疑点的看法》[23]、梁洁的《对井冈山“工”字银元的认识》[24]、张安昊的《井冈山“工”字银元新考》[25]、吴满平的《井冈山“工”字银元戳记版式考证》[26]等文章引用大量历史资料、文献、回忆录等进行多角度的深度考证、分析和辩论，这些成果为全面认识“工”字银币提供了帮助。
1975年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等单位曾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当年红军在井冈山上井村铸造加戳“工”字银币的情况开展了专门调查。调查组依据国家及各地馆藏的红军公告、红军报刊、红军书籍以及重要往来信函等珍贵原始资料反复筛选、甄别，并专程前往赣西、长汀等地实地考察，走访当年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寻找知情者，最终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并形成完整的调查报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江西省人民政府组织编撰《江西金融志》[27]，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牵头，省各专业银行、保险公司、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联合组织成立《江西金融志》编辑委员会负责具体编纂工作。编辑委员会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图书馆、其他省份档案馆以及移交给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的清朝、中华民国时期旧银行信托、钱庄业及江西境内革命根据地金融机构原始档案、文件、经营报表、重要公告、报刊、往来信函以及当年参与者的回忆录等原始资料，内部编印了《江西金融志资料》[28]，这套资料收录了清朝中期至1949年间江西地方银行、钱庄、商号以及江西境内各革命根据地金融机构创建与歇业的具体时间、历史背景、经营状况、货币发行等原始资料，其中，选编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建厂铸币》[29]等重要文献资料。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并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农民军到达宁冈砻市，与毛泽东领导的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并组织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同年5月，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工农政府相继成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由于当时根据地区域狭小，四面被重重包围，对外贸易几乎中断，因此，根据地物资极度缺乏，军民生活十分困难。范树德回忆：“每个地方都有稻米，可我们手里没有那么多钱，不能去买。”[30]刘显义提到“井冈山斗争时期，我们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每人每天只有三分钱的伙食费，天天吃的是南瓜。…那时一元钱可买上三、四百斤南瓜（我们吃菜都是从老百姓那里买来的，在茨坪，我记得机关还种了一点菜）”[31]。
为了打破经济封锁，实现与外界的贸易往来，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工农政府决定成立造币厂。1928年5月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第一个造币厂-井冈山上井造币厂成立，造币厂利用红军缴获的大量银器、银饰品仿铸可在国统区使用的墨西哥银币，并在铸好的银币上加戳“工”字作为标识。
湘赣边界特委委员何长工、边界工农政府财政部长余贲民、红军三十二团军需处长李筱甫负责选址、铸币工作。最终租用了井冈山上井村农户邹甲贵家的宅子，铸币的银料来源一是1928年初在草林没收黄礼瑞等五家土豪的财产银洋二万元、二是1928年4月红军打泰和没收高家当铺的十多担银子、三是1928年冬在遂川和南康边境没收土豪邓尧军的七十多斤首饰银子、四是在井冈山周边筹集到的一部分白银。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井冈山东南边远的湘洲东坑就有广东籍银匠谢氏兄弟数人铸造仿版银币流通于周边集贸市场。经王佐建议，红军聘请谢氏中的谢火龙、谢亚等当师傅，铸造银币需要的火炉、风箱、熔银瓯、铁锤、冲压架、碾石等设备以及墨西哥银币模具即用谢氏兄弟旧有的。井冈山红军造币厂由此开始工作。为确保银币质量，湘赣边界特委委员、红四军三十二团副团长王佐负责督造管理工作，王佐部军需官黄华菊驻厂监铸。
银币铸造时先将熔化的银料浇铸成圆形粗坯，经过锉平磨光，再置入银洋模具内以礁石冲压。为了便于识别，铸造好的墨西哥银币上加戳一个微小的“工”字作为标志。因为红军铸造的加戳“工”字墨西哥银币是土制法，当地民众把这类银币称为“土版花边”，“土版花边”流通于井冈山及周边集市。
早在1927年5月，毛泽东在视察造币厂时，即对这种银币的成色、重量都作出了重要指示。毛泽东要求用纯银制造“工”字银币，其重量不得低于七钱二分，“赔了银子，赚了人心”[32]。“土版花边”造币工艺虽然落后，但银币重量不少于库平七钱二分，银料不掺假。由于红军铸造的“工”字银币成色好、份量足，如果用不出去或出现质量问题，可以随时到三十二团军需处长李筱甫处退换，因此信誉度极高，很受欢迎。红色圩场的亲历者中印象深刻，“凡是使用根据地自己铸造的银元在这个商店里买东西，优先供应，并给予适当的优待”[33]。
“工”字银币通过贸易用以支付国统区商人货款，通过财政渠道用以支付红军供给，此外，红军造币厂铸造的“工”字银币还有一部分交付红军军需处用于某些零星供给，例如，红军三十二团曾给每位战士每月发一块“工”字银币作为草鞋费。1929年1月初，湘赣两省国民政府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展“会剿”，1月26日，攻破井冈山五大哨口，1月30日，红军造币厂随红军转移到金狮面。随后，五井被攻破，红军造币厂设备遭遇毁灭性破坏，工人被冲散，井冈山红军造币厂被迫退出历史的舞台。井冈山“工”字银币的生产仅持续七、八个月时间，江华有造币厂“银元造的不多，也不经常造”[34]的记忆，造币厂大约耗费千把斤银料，铸造数量大概一万枚。
“工”字银币选择仿铸墨西哥银币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仿铸墨西哥银币最容易，“袁大头”、“孙小头”等银币仿铸较难；同时井冈山及周边地区市面上流通的银币本就多见仿版墨西哥银币；当时红军造币厂只有谢氏兄弟带过来的仿版“墨西哥”银币模具及铸造设备。
1975年，由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通过全面调查最终把井冈山上井村邹甲贵家的宅子命名为“井冈山红军造币厂”[35]，银币名称确定为“井冈山‘工’字银元”[36]，其他革命根据地铸造的银币均不属于“工”字银币的研究范畴。
“工”字银币仅有墨西哥银币一个品种。但除此之外，革命根据地仿铸、加盖的银币还有加戳“工人”、“苏维埃”、“苏维埃政府”等文字和加戳斧头、镰刀、五角星等特殊图案等多类，银币底板多为“墨西哥”、“袁大头”、“孙小头”、“大清币”、“大日本”等银币。
注释：
[1]许毅：《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页。
[2]许毅：《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页。
[3]许毅：《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页。
[4]许毅：《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5页。
[5]尹婧：《苏维埃银行货币发行研究》，赣南师范大学，2020年6月，第23页。
[6]许毅：《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
[7]钱之光：《苏区的经济工作》。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央苏区风云录》，江西省修水印刷厂，第178页。
[8]杨君，周卫荣：《中国历代货币》，科学出版社，2022年9月。
[9]居南：《早期革命根据地钱币的特点》，《银行与企业》1988年第4期，第63页。
[10]居南：《早期革命根据地钱币的特点》，《银行与企业》1988年第4期，第63页。
[11]姜宏业：《金融图集与史料》，湖南出版社，1991年7月，第117页。
[12]吴平：《华南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13]《江西金融志》编委会：《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建厂铸币》，《江西金融志资料》1990年第1期。
[14]江西人民出版社：《井冈山的武装割据》，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
[15]政协江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江西文史资料选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
[16]罗荣桓：《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
[17]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
[18]《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写作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11月。
[19]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21]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22]郁祥祯：《对“工”字银元若干问题的探索》，《中国钱币》1984年第4期。
[23]张瀛：《对井冈山根据地“工”字银元一些争论疑点的看法》，《中国钱币》1988年第4期。
[24]梁洁：《对井冈山“工”字银元的认识》，《中国钱币》2008年第1期。
[25]张安昊：《井冈山“工”字银元新考》，《中国钱币》2008年第2期。
[26]吴满平：《井冈山“工”字银元戳记版式考证》，《中国钱币》2008年第3期。
[27]江西省人民政府：《江西金融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28]《江西金融志》编委会：《江西金融志资料》，合肥黄山出版社，1999年。
[29]《江西金融志》编委会：《江西金融志资料》，合肥黄山出版社，1999年。
[30]张安昊：《井冈山“工”字银元新考》，《中国钱币》2008年第2期。
[31]张安昊：《井冈山“工”字银元新考》，《中国钱币》2008年第2期。
[32]张安昊：《井冈山“工”字银元新考》，《中国钱币》2008年第2期。
[33]张安昊：《井冈山“工”字银元新考》，《中国钱币》2008年第2期。
[34]张安昊：《井冈山“工”字银元新考》，《中国钱币》2008年第2期。
[35]《江西金融志》编委会：《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建厂铸币》，《江西金融志资料》1990年第1期。
[36]《江西金融志》编委会：《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建厂铸币》，《江西金融志资料》1990年第1期。
